年初疫情忽至，可幸香港人靈活多變，由起初被打亂陣腳，到慢慢活出各自的「生活新常態」。如今家長在與孩子困獸鬥的同時可以順利與客戶開視像會議、由「以車代步」回歸「以步代車」避免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兼當運動，以至各行各業在時鬆時緊的政策下靈活變陣、發掘新的經營模式。
變幻原是永恆，既然人生活在變，盛載生活的城市理應都要跟著轉變。疫症雖然把一切停頓，但也提供千載難逢機會，讓大家深刻反省舊有建築、街道、公共空間在抗疫中有何滯後之處，並以最快的速度改良、變陣及「執生」。
令人納悶的是，除了一些條件反射式的措施回應，官員或社會領袖還未能提出前瞻願景，帶領全民思考如何令城市規劃及空間快速變陣，以適應未知何時完結的疫症及所衍生的種種「生活新常態」。
說白一點，我們連問題表面都還未觸碰。
或許有人說，抗疫當前急務理應是控制邊境人流、調配醫療系統，其他工作都要稍為讓路。但其實這是價值的取捨，外國不少先進城市就把調整城市規劃這工作放到與邊關、醫療等同等重要的位置。
例如紐約、米蘭、柏林等城市，在保持社交距離的同時鼓勵人們多外出走動，因此趁公共交通需求大減之際，乘勢闢出更多行人路和單車徑。今年3月，巴塞隆拿巿長就宣佈投放逾400萬歐元，改建讓巿民可以在保持社交距離時使用的行人路和單車徑；英國甚至宣佈將投資20億英鎊，在全國推動鼓勵步行和以單車代步的長遠運輸計劃。
在香港談單車代步或許太艱難，人多路窄，城市發展太過密集。但高度發展的城巿並非沒有轉型的空間，只視乎我們如何運用「密集」的優點，以及有沒有善用想像力。
今年，巴黎巿長 Anne Hidalgo 就提倡塑造「15分鐘生活圈」，讓巴黎成為一個巿民可在離家15分鐘內找到一切所需的城巿。巴黎近年雖然已逐漸發展步行城巿，也新增不少單車徑，但仍然有逾半人需花45分鐘的車程上班。直至疫症來臨，「縮短生活距離」成為城巿人的急切需要。
「15分鐘生活圈」的概念是讓巴黎人在15分鐘的步程內，就可以滿足日常所需，包括社區設施如診所、學校、銀行等，還有公園、文化設施等。要做到這種城巿改造，巴黎沒計劃把所有建築和設施推倒重建，而是在現存的基建中開展出更多用途及可能性，例如把學校操場在周末開放予公眾使用。
這是一流城市發展必需的胸襟：靈活變通、敢想敢試、勇於創新，而且務求切實落地，不流於空談。
而這方面香港卻顯得裹足不前、原地空轉。但是，相關的思考（如何把生活重心回歸步程之內的社區、如何回應大家對戶外空間的新渴求等）其實刻不容緩，尤其是不少專家說難免出現第四波疫情。
在人類的歷史裏，因為瘟疫而重新規劃城巿的例子並不少，19世紀的霍亂，讓紐約、倫敦發展地下污水處理系統及網絡；香港1894年的鼠疫也促使《公共衛生及建築物條例》出現。
這次新冠肺炎全球爆發，理應帶來同樣的「震盪」，也突顯不少長年積累的社會痛症。
我們準備好進入問題了嗎？
